寶光寺 ——絲路文化繁盛處的禪宗大寺


發(fā)布時間:2014年11月18日 文章出自:地理社區(qū) 作者: 劉小方 

標簽: 風土人情   

本文選自中國國家地理新都附刊,新都區(qū)位于成都市北部,號為“香城”,以滿城桂花清香、翰墨書香和寶光寺佛法禪香聞名于世,現(xiàn)在又以其良好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和作為成都北部經貿中心的發(fā)展而更具活力。
寶光寺是不同時期佛寺建筑的幾個匯集,現(xiàn)有的建筑格局主要形成于清代,但又與許多建于清代的佛教寺院風格不同,寶光寺“前塔后殿”的布局有些接近南北朝時期佛寺的建筑特色。整座寺院建筑規(guī)模宏大,它們掩映在城區(qū)的茂林修竹當中,營造出了一個“香火繚繞,只聞禪香”的寧靜空間。

自成都市區(qū)北行十多公里,在新都區(qū)繁華的街巷間,一座紅墻灰瓦、高塔飛檐的古剎在古樹濃蔭間隗然而立、佛香縹緲不絕,這便是聞名巴蜀的寶光寺。千百年間,它置身川中最古老的繁盛之地,向北守望著中原與巴蜀的文明古道,向南傾聽遠至天竺的南方絲綢之路的馬幫梵音,見證了蜀地織錦和外來物資、文明的互動,融匯多元文化,成就了一座規(guī)模宏大、格局嚴整的濟世叢林。

紅墻構成的彎彎曲曲的夾道,是頗有意味的建筑設計,而筑于羅漢堂后面的太子亭,也是值得駐足的建筑之一,太子亭是一座環(huán)形頂建筑,據(jù)說象征著生命的輪回。太子亭的水池中設立有釋迦太子誕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情形。寺中的唐代舍利塔,是一座高達23米的13層密檐式方形磚塔,距離今天已有1100多年歷史,塔身微微傾斜,但依然穩(wěn)固如初。更奇妙的是,歷經風雨洗禮,塔身既不生長野草和苔蘚,也不結蛛網和蟲窩,塔頂鎏金溢彩,塔角朱雀銜鈴,讓世人品味到了一份從容。

古寺是一座中國佛寺建筑史博物館

寶光寺雄踞成都平原北首,于人煙輻輳、車馬駢闐處設立伽藍,形成了“煙霞無定相,鬧市聽梵音”的景象。寺院擁有一塔、二坊、三樓、四殿、十二堂、十六院,鱗次櫛比的殿宇合圍出數(shù)十個重重疊疊的天井院落,在150多畝的土地上延展出整飭又靈動的建筑空間。行走其中即有層層遞進、殿宇莊嚴的厚重,亦有“一步一景、步移景異”的觀賞愉悅。

令人稱奇的是,寶光寺融匯中國不同歷史時期佛寺建筑風格為一體,游走其間,仿佛在閱讀一部生動的中國佛寺建筑史。

布局上,寶光寺以南北中軸對稱,軸線南起“福”字照壁,經山門殿、舍利塔、七佛殿、大雄寶殿、藏經樓,止于紫霞山。中軸線兩側分布有東西牌坊、鐘樓、鼓樓、東西兩廂,外圍兩側還有凈土院、羅漢堂、普洞塔和塔林。這樣嚴整的后期叢林格局是在宋代以后逐漸形成的,但在其間,卻隱含著更早期佛教建筑演進的種種蹤跡。

屹立于天王殿與七佛殿之間的舍利塔是早期佛寺“寺塔一體、塔踞中心”的塔院式格局的鮮活樣本,體現(xiàn)了追隨印度佛寺的盎然古風,曾盛行于漢以及南北朝時期,為今天國內寺廟所少見。隨著佛教的中國化推進,佛像禮拜和佛殿地位漸次突出,佛寺經歷了由以塔中心到塔像并重、再到以殿中心,各級殿宇有序排列的叢林式格局的歷史演變。

中國文化繁盛的唐宋兩朝也在寶光寺建筑中也留下了諸多印記,如鐘樓、鼓樓與兩廡連為一體是唐宋時期的樓閣式格局,七佛殿與大雄殿前后次第排列和作為禪宗寺院有著“寺中置寺”的凈土院也體現(xiàn)的也是唐宋佛寺的風范。

這些不同時期風格的建筑在寶光寺和諧地融為一體,實為文化交融繁盛又相對平靜的蜀中平原所賜。那立于寺院中心的舍利塔,或是經由古蜀與古印度之間的“蜀身毒道”、天竺佛法早于中原來到蜀地并播下種子,將早期佛寺的格局投影于此、流傳至今。

皇權奠定了古寺鼎盛的基礎

寶光寺始建于兩千年前的東漢年間,隋唐時已是蜀中大寺,寺中出土的唐開元年間的《施衣社華嚴三圣石刻造像碑》記載了當時寺院的盛況:“詣伽藍,罄金帛,連峻宇,引層臺”。然而僅一百年后,唐武宗滅佛,“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舊唐書》),之后詩人司空曙過寶光寺,看到的已是“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的凋零景象。

佛語“惡善之報,如影隨行”,唐僖宗李儇的臨幸與駐蹕,又為寶光寺迎來輝煌的契機。公元881年,唐末黃巢義軍直逼長安,19歲的僖宗自亂陣腳棄都而逃,沿著先祖玄宗李隆基的腳步踉蹌入蜀。顛沛流離之中是寶光寺敞開大門,接納了年輕的皇帝,讓他在叛軍四起、國政崩壞的困境中有了安居之所。

或震撼于佛光重現(xiàn)的祥瑞,或感恩于青燈古佛、梵音呢喃給予自己的精神慰籍,僖宗敕令重修寶塔、再建佛寺,在達悟國師知玄的努力下,“蜀中之梵宮佛院,未有盛于此者”的盛況出現(xiàn),奠定了寶光寺位列長江流域“四大叢林”的基礎。

寺內七佛殿前的檐柱下還保留著兩個浮雕盤龍石礎,是這一歷史的見證,被稱為“僖宗遺礎”。鎮(zhèn)寺之寶千佛碑亦為這一時期所刻,此碑四面共鐫刻一千尊結跏趺坐雙手合十的浮雕佛像,技法古樸頗有印度犍陀羅古風。而達悟國師當年修建的舍利塔,歷經千年風雨仍然佇立在寶光寺的中心,塔身西斜,俯瞰著絡繹不絕的參拜者。

到了宋徽宗時,禪宗臨濟宗十一世祖圓悟克勤將寶光寺帶到了“修持說法,接眾數(shù)千”的繁盛高點,此后寺院隨著天下興衰而幾經沉浮,至明末毀于兵燹。清康熙九年,目睹古寺頹敗不堪,倍感痛心的笑宗禪師在新都知縣和地方縉紳的支持下,剪荊伐棘,重修伽藍,使寶光寺煥然一新。此后直至今天,寶光寺一直道場鼎盛,聞名遐邇,各種文物珍藏極為豐富,從錫蘭王親賜的兩顆一黑一白佛祖舍利,暹羅王親贈的貝葉經,緬甸漢白玉臥佛等佛家至寶,到大量珍貴字畫如宋徽宗《白鸚鵡》、趙孟頫《五馬圖》,元代金銀粉書《華嚴經》,張大千的敦煌臨摹上品《水月觀音》、徐悲鴻的巨幅《立馬圖》等藝術珍寶陸續(xù)匯聚寺內。今天寶光寺收藏的3000余件珍貴文物在文物精品館輪流展出,娓娓訴說著這座千年古寺的故人和往事。

寶光寺是一座佛教文化博物館,擁有眾多珍貴的文物,如石碑刻造像、壁畫、銅像等,比如普賢菩薩、唐開元施衣社華嚴三圣造像石碑刻等,以天然紅砂石雕成的施衣社華嚴三圣,雕刻手法細膩流暢,色彩也莊重富麗,而且保存得非常完好。
寶光寺的羅漢塑像共有577尊,基本都是以土為質,上面再貼金彩繪,這些造像以“田”字形的布局排列在羅漢堂內,看起來森然有序,卻各有姿態(tài)。顰笑嗔喜,神態(tài)生動。這些羅漢匯聚了中國南北羅漢雕塑之長,正是不同風格的交相輝映,才成就了寶光寺羅漢的獨特魅力。

神佛造像是珍貴的藝術精品

山門殿內,蜀中大儒新都人楊廷和、楊慎(號升庵)父子的造像傍哼哈二將而立,這一對剛正不阿的父子被尊為寺院的護法神,飽含了地方僧俗對他們的敬意。楊慎后來又經“蜀身毒道”深入云南,傳播中原文化,也算是對佛法西來的互動。

入天王殿,過舍利塔,經“天臺勝境”牌坊沿紅墻夾壁行二百步,但見蒼松如蓋,這便是名聞遐邇的羅漢堂。羅漢全稱阿羅漢,是僅次于佛和菩薩的修行果位,相傳釋迦牟尼在世時收了500弟子,經常給他們講經說法,佛祖圓寂后他們將佛法收集起來編輯成冊。后人為紀念他們的功績,便稱他們?yōu)椤拔灏倭_漢”。國內不少寺廟都建有羅漢堂,如北京碧云寺、蘇州西園寺、武漢歸元寺等,寶光寺羅漢堂建于1841年,平面呈現(xiàn)田字形結構,占地面積1600平方米,是現(xiàn)存明清羅漢堂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座,塑像平均高約2米,亦為明清500羅漢造像中體量最大者。

堂內塑佛、菩薩、羅漢、祖師塑像共577尊。不著僧裝、不拿法器,風帽錦氅,龍袍朝靴的清帝康熙和乾隆也以“阇夜多尊者”和“直德福尊者”列入,當是中央皇權對寺廟的影響。奉命重修寶光塔寺的唐代悟達國師、宋代把寶光寺帶入了極盛時代的圓悟克勤祖師、清朝寶光寺第六位方丈月容老和尚都已本尊形態(tài)出現(xiàn)。更多羅漢則是身材高大、廣頤深目的西域人或東南亞人。亦不在少數(shù)的皮膚黝黑、須發(fā)卷曲的印度人模樣羅漢再次證明了天竺文化千年間對寶光寺的意義。

將羅漢形象刻畫得惟妙惟肖不僅需要極高藝術造詣,更需要對佛的虔誠。當年,是有“居士”稱號的陜西幫、川西幫、川東幫造像工匠們,憑著內心的信仰和精微體察,以融匯各路技法的工藝塑造了法相莊嚴而形神俱佳的一院神佛。他們的付出達到了“應尊五百,殊相堂堂,神通俱足,次比雁行。有麟有車,有云其賞。種種會意,作作生芒。篆刻工精,神采飛揚”的藝術高度。


入得寶光寺,佛香繚繞不絕,機鋒妙語時時警醒參訪者。云水堂前,“從那里來”匾額一語問癡路人;對面的客堂檐下高懸“到這里入”四字點明參禪悟道門徑;大雄寶殿前默念楹聯(lián)妙語“世間人,法無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但覺醍醐灌頂、萬籟俱寂……這佛香在寶光寺中、寺外凝聚繚繞,成為新都香城的一種特別的美好味道,遙遙呼應天竺的梵天佛音,為這方繁華的人間帶來安寧和清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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