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古風物略記

旅者熱愛自己走過的每一寸旅途，也熱愛自己經歷過的每一座城市。唯有對故鄉(xiāng)，從無溢美，因為她是塑造我們性格和血肉的港灣。正像喬伊斯漂泊半生，卻把最樸實的文字留給他的都柏林。蕭紅少小流浪，仍然用細膩的筆觸勾勒她的呼蘭河。

人對于故鄉(xiāng)的感情，不是情緒噴涌時的贊美所可以簡單臨摹的，因為無論情緒高低，故鄉(xiāng)就是故鄉(xiāng)。生長于斯，既是啖食飲水，更是風物浸潤。一座城市的風華，在里面漂過的人，是輕易無法脫掉其氣息的，而從里面長出來的人，毛發(fā)體膚皆源自鄉(xiāng)土，自然更有一番體會。

南昌自古是江南吳楚間的一座都會，兩千兩百余年建城史，讓這里充滿了傳說史話，布滿了古跡遺存。現把經久歷年的故鄉(xiāng)風物概為整理，供出生于南昌、成長于南昌和曾經生活于南昌的諸君體悟、追憶、緬懷。

百花洲

南昌算不上一座宜居的城市，常是冬凜夏炎，且氣溫不穩(wěn)，往往度一日如歷四季。當年南唐中主李璟為了避后周的兵鋒，大力營建南都南昌，無奈其湫隘不堪，酷熱難當，又全無江寧之形勝繁錦。李璟去世之后，李煜就違了其父的身后之愿，繼續(xù)在南京燕舞鶯歌。今天南昌市中山路的東段，有一處“皇殿側”，便是當年南唐皇宮在城垣內的唯一遺存。建國后，因修建南昌保育院，才把南唐皇宮主殿長春殿的雕欄玉砌徹底拆除。

百花洲東畔這塊不大的地方，或許真是一塊寶地。春秋時期，孔子七十二門徒之一的澹臺滅明亦在此設壇講學。這位長者由魯及吳，再由吳及楚，最終長眠在了吳頭楚尾的贛撫平原，他是將華夏文明遠播南疆的第一人。據說，正因為他的努力，春秋時的楚地被稱蠻夷，但這塊吳楚接壤的地區(qū)卻尚文崇禮。

皇殿側往西是百花洲和蘇圃。隋唐以降，百花洲逐漸成了南昌府“東郊”的一處美景。蘇圃就在百花洲東側，因南宋隱士蘇云卿隱居于此而得名。今天來看，蘇圃不過是公園里一塊百平見方的園子。但在古時候，蘇圃是一直綿延到東城墻根下的一大片空地。紹興年間，蘇云卿從四川廣漢來到隆興府（自宋孝宗始，南昌以孝宗年號為名，稱隆興府），在東湖結廬而居，種蔬織布，無心入仕。后來，他的四川發(fā)小張浚做了宰輔，馳書函金幣請其出山，云卿力辭不就，題詩蔬圃壁間之后遁去。今天已經如此繁盛的城市中心，當年除卻南唐的幾幢荒宮廢殿以外，只是一處清修隱居之所，想來的確令人感慨歲月無聲的力量。

明清之際的南昌府治圖

若論“不為五斗米折腰”，江西除了陶淵明，耕讀于東湖南畔的另一人堪稱鼻祖。王勃在《滕王閣序》中言“徐孺子下陳藩之榻”，講的正是這位大儒桀驁不馴、不慕榮利的事跡。在南昌，關于徐稚的傳說很多，甚至他究竟在哪里躬耕，城南和城北的居民都發(fā)生過爭執(zhí)。城南人說，徐孺子應該是在今天徐坊一代隱居的，所以他的后人在那里繁衍生息，逐漸形成了今天的徐家坊。城北人則堅持，城南在古時并不適合開墾，徐孺子隱居的地方應該就在今天他的祠堂周邊，也就是今天百花洲南岸的孺子亭附近。老實說，兩個地點的甄別，需要借助浩繁的古代文獻和考古成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交代得明白的。但有一點不難推斷，有漢一代，豫章郡城并不在今天南昌核心城區(qū)范圍內，而是在艾溪湖南邊的順外-京東一帶。與后世將順外視為東郊一樣，漢代的南昌人視今天的城垣為“西郊”，且當時贛撫沖擊平原尚未定型，河流常有改道，無論是徐家坊還是東湖南岸，皆是一片溝汊縱橫的濕地灘涂，徐稚必然是付出了相當的艱辛，才實現了生活上的自給自足。因此，他的不慕榮利，是建立在自己的豁達和辛勤之上的。無德者勞形實屬無奈，但有德者恬然于鄉(xiāng)野，勞形以明志，或許才是讓這份敬意綿延兩千多年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孺子鳳棲豫章，無疑給南昌帶來了巨大的文化財富。今天西湖路上的孺子祠，自魏晉以來漸成“東南第一名祠”。南來北往的學子士人，都要來祭拜這為飽學而謙遜的大儒。

百花洲的北面是佑民寺和杏花樓。佑民寺建于南朝梁時期，在唐明皇李隆基即位后改名開元寺。古時候，能用君王的年號命名，對寺院而言當然是一種極高的尊榮，但這其中的因緣際會，今天已經說不清了。再到后來，馬祖道一來寺說法十五載，開元寺因之名揚海內，形成了佛家臨濟、黃龍、溈仰、楊岐等宗派的源頭“洪州禪”，并遠播新羅。據說今天韓國“禪門九山”中，有七山均淵源于佑民寺。少時看到韓國高僧來佑民寺參拜，才第一次知道這座鬧市中的廟宇，除了庇蔭本垣以外，還肩挑著東亞佛教的重要一端。猶如一位深沉的老父，在外功業(yè)再顯，也不會同家中子弟提起，因為在家便只是父親，父親的天職，在于給家人一份寧靜而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一千五百歲的年齒讓佑民寺閱盡冷暖，任寺外風云變幻，不變的是虔誠的敬誦和江南煙雨中朦朧的禪意。

杏花樓隔著靈應橋與佑民寺相對，最初是明代寧王朱宸濠為愛妃婁氏修建的梳妝臺，后來成了不少名門大戶的府邸。婁妃是上饒人氏，她的家族由浙江遷居上饒，她的祖父在理學上頗有造詣，曾做過王陽明的老師。弘治初年，王陽明在南昌大婚后，攜妻返回余姚，途經廣信，還專程去向婁師請教學理。婁妃在這樣的家境中成長，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深得宸濠寵愛。宸濠舉兵謀逆之前，婁妃屢屢哭諫，無果后心灰意冷，投江自盡。王陽明平定宸濠之亂后，感佩于婁妃的深明大義，命人厚葬在德勝門外贛江之濱的塘子河。婁妃墓世代香火不絕，一直到解放初仍有祭祀。后來，這里修起了大片公寓和樓宇，直到前年塘子河片區(qū)拆遷，這片埋葬巾幗忠骨的寶地才得以重見天日。宸濠的謀逆不僅摧毀了他自己的家庭，也極大地打擊了南昌地方的繁盛昌榮。他為了充實軍備，到處巧取豪奪，極大地破壞了地方經濟。早在他策劃起兵時，就嚇走了從蘇州趕來入幕投奔的唐寅，可憐唐伯虎窮困潦倒，好容易進了藩幕，最終卻不得不裝瘋賣傻以遁。倘若寧王真聽了婁妃的話，安心就藩，像唐寅這樣聚集在南昌的賢達才俊們，不知又能成就多少佳話了。

萬歷年間，大學士張位將婁妃梳妝臺改為別墅，并用這一帶的古村“杏花村”名之，“杏花樓”自此得名。張宰輔的門生湯顯祖、吳應賓、劉應秋在此成立過“杏花樓社”。張位的宴席間總是高朋滿座，在物質文化比較繁盛的明代中后期，精神文化的繁榮自然水到渠成。四百多年前，《牡丹亭》在滕王閣首次登臺演繹，完成了由文本藝術形式向舞臺藝術形式的蛻變，開始成為走向大眾的永恒經典。據說張位看罷，嘖嘖稱道，以“河移星散江波起，不解銷魂不遣知”的詩句傾吐觀后之感。在禮教信仰廣泛崩塌，人文精神開始萌芽的中晚明時期，人們身在社會思想推陳出新的緩慢過程當中而不自知。幸賴湯公神來之筆，將他們隱約體及卻無從表達的思想感情盡書棉帛、一氣呵成！說湯顯祖是東方的莎士比亞，其實仍是在以西人為文明坐標定位自己。東方有自己的文脈、自己的際會，東方人有自己朝著光明前途執(zhí)念前行的一份淡定從容。

杏花樓（攝于靈應橋東南佑民寺一側）

牡丹亭

劉將軍廟巷在百花洲的西畔，巷由廟而得名。劉將軍廟原是明朝大將劉綎的旌忠祠，其遺址在建國后被改為百花洲小學的校舍。劉綎是梅嶺人氏，原本姓龔，他的父親龔顯為報四川府吏劉岷的知遇之恩，侍劉岷如父，改姓為劉。劉顯后來攜子從戎，官拜都督同知。劉綎13歲隨父出征，在西南抗擊過緬甸土司，在東北血戰(zhàn)七年，全程參與了萬歷年間的“抗日援朝”，加官進爵，世蔭千戶。六十歲那年，他再戰(zhàn)東北，抵御努爾哈赤的后金勁旅，力戰(zhàn)不敵，明廷為他修建了這座旌忠祠。滿族入關后，劉將軍廟自然毀于一旦。直到1776年，乾隆皇帝為彰顯清廷的至仁至德，命人編寫了《欽定勝朝殉節(jié)諸臣錄》，表彰明末忠臣。劉綎在殉節(jié)諸臣中排位第一，乾隆帝評價他“勛勞特著，膽略素優(yōu)，奮勇爭先，捐軀最烈”。乾隆敕編《殉節(jié)諸臣錄》，擺出的當然是勝利者捐棄前嫌的高姿態(tài)，但卻為咸豐八年（1858年）重建祠堂掃清了政治障礙。在后世的戰(zhàn)火中，劉將軍廟再度被毀，卻沒有再重建。今天，它的地基上生發(fā)出一座小學，校舍里書聲瑯瑯的孩童，沐浴著東湖微醺的清風，未必知道這一方土地上寄托著一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黑虎將軍”之靈。

城垣市井

市井是觀察尋常生活的絕佳角度，市井里沒有陽春白雪，它是一曲嘔啞嘲哳的生活頌歌。南昌的老城以象山路為界，西側便是市井扎堆的地方。從分界的象山路兩側開始，棉花街、珠寶街、嫁妝街、鐵街、豬（珠）市、油行街、米市街、醋巷、帶子街、豆豉巷、蘿（羅）卜（帛）巷、豆芽巷、合同巷，這些充滿生活情趣和商業(yè)氣息的地名分明告訴人們，這才是古代南昌城垣里人氣最旺的地方。

作為整體的市井是不能分開論述的，《管子》里說：“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于是市營其貨，井井有條。管仲是法家學派的代表，法家的這番論斷表明，市場行為雖然源于人性，但市場的方圓和程度則是由政府來創(chuàng)設和規(guī)制的。然而，一旦設定總體性規(guī)制，政府就不再輕易干預市場運行本身了。因此，市井可以因為甩賣和抬杠而盡情的嘈雜沸騰。在定居點相對集中的古代，一街一業(yè)、集中安置的模式對于市政當局的供需調節(jié)、稅款征收更為便捷，因而成為中國古代城市經濟管理的基本方式。在這種思路下，米市、燈市、珠市、菜市這樣的地名在華夏大地上遍地開花。

翹步街和萬壽宮一帶往南，算是南昌老街分布最為細密的地方了。2014年整體拆遷之前，這里星羅棋布地排布著很多老街巷。小時候奔跑在翹步街和直沖巷一路下行的青石路上，嗅著路盡處廣潤門碼頭邊的魚腥味兒，埋怨著路邊一棟棟老宅子的破與舊，哪里參得透時空賦予這里的江南娟秀之氣！廣潤門碼頭一直熱鬧到20世紀90年代初，繁忙的碼頭，卸下的都是日用百貨和食品生鮮，那時候國營的副食品公司和土產公司都有卸貨的站點，泥濘的灘頭上熙熙攘攘，每次從那兒回來都是一腿泥點。

船上卸下的副食品被轉運到市內各處的市場上銷售，卸下的布匹則可以直接沿著直沖巷流通。翹步街的街口是許多布匹行，夏布會館就是其中知名的一個。就像甜蜜引來鳳蝶，布匹行引來的是手藝了得的裁縫。裁縫們受雇于館行，將價值鏈向更為高端的設計、工藝上延伸。有布匹就有染坊，取水方便的河沿，自然也是染坊的所在。運輸、印染、設計、裁制、交易，市場就這樣自發(fā)地組織了起來。夏布會館在解放后就已落敗下去。但街邊的裁縫群體，硬是從明清之季一路頑強地生存至今，星星點點，熒熒爍爍。城市的階層流動使越來越多的人離開了這個行業(yè)，但每次探訪，總還有親切的老面孔，腳踏著縫紉機，手把著木尺，匠心獨具地改邊、繡綴，無論九伏，一直堅持。他們已不再是工匠，而是這條老街活的標志。印象中，撫河在上世紀90年代初被人工閘馴化后，廣潤門碼頭就結束了它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使命，從此成為過往，依水而興的商業(yè)聚落也由此零落。2014年的街片拆遷，一條圍繞紡織業(yè)自然延展的原始產業(yè)生態(tài)就此走完了它的生命歷程。這是一個城市地理坐標的終結，也是一段市井生活場景的曲終。

歲月悠悠，衰敗古建筑的木飾依然流露出一股江南娟秀之氣

鐵街在幾年前還有鐵匠鋪在經營。鐵匠們打鐵時有節(jié)奏的敲擊聲，好似穿越百年來到耳畔。在冬天，嗖嗖的寒風能把爐子里的炭火星子吹得老遠，使路人避之唯恐不及。而到夏天，南昌沉悶有如靜止的空氣里，鐵器鍛造時的每一步工藝仿佛都凝結成了一段音符，此起彼伏地響在人的腦際，好不清晰。鐵街是一段不長的小街道，雖然不長，但相比周遭卻很有些坡度，從中山路的西口附近，是要上一個近五米高的緩階才能到鐵街上的。

外來的人之所以不陌生鐵街，多半是因為坐落在一側的人民銀行南昌中支。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車轱轆邊的飛沙走石在一番激蕩之后，往往也要落回它們本來的地方，這便是歷史中的傳承與接續(xù)。百余年的時光過去了，翠花街口上的漁具行依然如故，只不過器物的質地從竹篾變成了碳素鋼；東湖西岸的南昌府學、新建縣學，轉而成為了省圖書館和南昌市教育學院。這種業(yè)緣上的承襲，說明今天城市的功能區(qū)劃絕非后世的隨意擺布，而是遵循著一種天然的傳統(tǒng)。同樣，央行南昌中支之所以選址鐵街，是因為這里就是清際掌管一省錢糧的布政使衙門，也是江西的藩庫重地。把藩庫建在臺基上，違規(guī)接近藩庫的人將暴露在四周的睽睽眾目之下，這也是鐵街突然比周遭地貌高出五米的原因。藩庫的坐落反過來又揭示了鐵街本身的來由。銀子入庫前都要鑄成銀錠，自打有了藩庫，便有了鑄錠的匠人。多少年來，銀匠的后人們延續(xù)著祖上的手藝，忙時為官家鑄錠充徭役，閑時為百姓打鐵以謀生。

一塊“國家金庫江西省分庫”的匾牌，仿佛津津樂道著歷史中的變與不變。眼見這種歷史的傳承接續(xù)，會讓人因看得清自己的來路而倍感踏實。我們的過去不是可以隨意棄置的行頭，我們的未來也絕不可能是突如其來的“飛來石”，而我們的前途，也必將舒展在我們自信從容的眉宇之間。

橋與水

江南少不了小橋流水。贛、撫交匯之處，河塘湖沼遍布，城市就由其中星羅棋布的陸地組成。連接這些陸地的，是一座座大大小小的橋。百花洲所在的東湖，一眼望去極像人工開鑿，實則是《水經注》里就有記載的天然瑰珀。當年酈道元筆下的“東太湖”，是內城四湖的總稱。作為贛江畔的一塊濕地，從前湖邊的漁家人，憑著偏舟一葉，近可以貫穿全城，遠可以通達彭蠡。從空中俯瞰，東湖、青山湖、艾溪湖、瑤湖呈陣列狀橫布于一側，它們之于贛江，正像鄱陽、洞庭之于長江，它們是贛江的肺，調節(jié)著江水的漲跌?？菟竟?jié)，湖水入江抬升水位，而一到汛期，贛江水漫填湖之虧。有人說，南昌是“城在湖中、湖在城中”，此話不假，但湖塘之間寶貴的陸地，是先民們在一整片澤沼濕地上排水疏浚填土的成果，也不知經過了多少代人的努力，人才從自然的野性中爭出了這一方天地，塑造出一座水上之城。

清末的南昌府，城內城外水系密布

水網密布的地方，以橋為路。南昌城里的橋，清民之際仍有十數座之多。名氣較大的包括西漢時的定山橋，唐代貞觀年間洪恩橋，明代洪武年間的南浦橋，萬歷年間的高橋（高士橋）、廣濟橋（狀元橋）、靈應橋，等等。還有許多連接著前街后巷，發(fā)揮著重要功能的小橋，今天已經無從考證其名目。我常想，1595年利瑪竇在南昌登陸之后，如此多的橋是否讓他想起了故鄉(xiāng)的水城威尼斯？在20世紀20年代末興起的現代城市建設運動中，南昌改墻為路、填河拆橋，封閉的老城垣從此打開，這些古橋或廢或拆，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柯必德在《‘荒涼景象’——晚晴蘇州現代街道的出現與西式都市計劃的挪用》里談到，道路是“現代性的基本人造物”。1845年，上海有了第一條現代意義上的城市道路，1890年以降，在張之洞等人的倡議下，蘇州的各級官員基于振興商業(yè)、維護社會秩序和改善都市環(huán)境等考慮，開始熱烈地討論道路的改建計劃，并將之視為現代化的最佳切入點，可以帶動社會、經濟、空間乃至政治的轉型。在缺乏現代傳播手段的年月，技術的流布需要相當的時間，在個別沿岸城市早已鋪開的道路修筑計劃，要遲至1920、1930年代才進入內陸城市。于是，在蘇州鋪下第一條馬路三十八年后，南昌也開啟了它的城市街道現代化之旅。

從前，河塘湖沼上的各個洲渚以橋相連，而在現代性風起云涌的歲月里，新事物與舊事物截然對立，并沒有融通的可能。路修起來了，便沒有了橋的位置。幸運的如狀元、靈應，因為不處于干道，至今還在原址上發(fā)揮著它們作為橋的功能；沒那么幸運的則如定山、洪恩、南浦、高士，被現代化的馬路取而代之，橋的往昔僅在地名中得以留存。譬如今天中山路中段的百花洲畔，一邊樓宇、一邊湖面的地方就是洪恩橋的原址；最后是那些連名字都沒有留下來的小橋，功能性裹挾了觀賞性，一朝功能不復，則名亦不存。

歷史與神話

一個地方的神話可以反應它久遠模糊的歷史。水造就了南昌，也為難過南昌。南昌人同水作斗爭的往事，都沉淀在了許真君鎮(zhèn)蛟龍的神話里，定格在了鐵柱萬壽宮惟妙惟肖的浮雕中。許遜便是南昌人世代景仰的許真君，蛟龍指的自然是滔天的江河之水。許遜生活在兩晉更替的年代，根據他的神話可以推斷，晉代無疑是南昌人向江河討生計，同湖沼爭田畝的決定性時期。可安居順外-京東地區(qū)灌嬰城里的老百姓，為何會在此時突然向他們曾經避之唯恐不及的江河洪流發(fā)起沖擊呢？這點從許遜的身世中，或可窺見一二。

許遜生于西晉末年，他27歲那年，親歷了北虜侵撻、晉室南渡，見證了西晉王朝的覆滅和北方半壁的淪喪。在金戈鐵馬踏碎田園夢的動蕩時期，中原民眾大量渡江南下以避亂。長期地看，難民的到來極大地充實了江南的人口和社會經濟。但在當時當刻，眾多難民的涌入必然癱瘓了四平方公里的豫章郡城，使城市經濟的負荷嚴重超載。因此，遷城址、擴城垣必是當務之急。鑒于彼時豫章城的東邊和南邊皆是澤國一片，惟有向西北方向遷移才是出路所在。于是，在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拉鋸的宏大背景之下，江南重鎮(zhèn)南昌開始了它自建城以來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遷址。

局面想必是極端困苦的！因為即使從抽象的神話敘事中也讀得出江河威猛、人力羸薄。許遜曾舉孝廉出仕四川旌陽，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擔當。或許是眾人擁戴，或許是毛遂自薦，又或許是這位祖籍許昌的豫章人是北方難民和江南土著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總之，許遜挺身而出，在這場人與水的搏斗中肩負起了領導責任。結果人盡皆知，他重辟了城垣，南昌城永久地被鞏固在了贛撫之濱，比有漢一代更享水澤之利。就這樣，經濟社會史的宏大敘事與作為地方性知識的區(qū)域神話互為印證，共同勾勒出城市經濟史上曲折回環(huán)的篇章。

鐵柱萬壽宮殘垣上斑駁的字跡

歷史不會忘記英雄，只不過官家有官家的表彰，坊間有坊間的紀念。晉廷為彰許遜之功，改旌陽為德陽，以光許遜之德。后又在豫章郡為他修建了旌陽祠，后世的歷代王朝也循例賜匾表彰。北宋時，王安石就曾撰寫過《許旌陽祠記》，記中盛贊許遜“仁于時者，得人如公，亦可謂晦冥之日月矣”，似也隱約透露出王荊公自己致君堯舜的宏偉抱負。民間的紀念形式活絡而深邃，在當地人口口相傳的神話中，許遜最終進入了地方神系，成為了庇佑整個江右的神靈，永遠在鐵柱萬壽宮里享受后世的香火。北宋以來，江右商幫鵲起，商幫在各地的會館均以萬壽宮命名。自此，商幫的生意做到哪里，萬壽宮就建到哪里，許真君的庇佑也就跟到哪里。前幾年聽聞云南昆明、湖南郴州保持較為完整的萬壽宮被拆除，這是江右商幫最后遺存的流逝。有時候不得不承認，歷史真的冷漠起來，任你百年繁盛，到頭來卻連一個符號都留不下來！

一方告示永久地嵌在了殘垣里，揭示著民初公共空間的管理模式

文章吟詠志向，神話銘記歷史。我對故鄉(xiāng)古物風情的描述，自百花洲始，至萬壽宮終，其中錯謬難免，但都是一個“在場者”的所想所思。如今抖膽成文，為我們共同的記憶之塔增添一方青磚、一塊瓦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