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逼出來的“徽駱駝”

開放的水

我上大學那會兒有位研究徽學的老師，曾用八個字形容徽州的地理大勢——“封閉的山，開放的水”。徽州境內(nèi)海拔落差大且降雨量豐富，大小河流密布，除黃山下來的一部分水北上流入長江，婺源的一些河流屬于鄱陽湖水系外，大部分都屬于新安江——錢塘江水系?；罩莸哪赣H河就是新安江，它和它的眾多支流為溝通徽州與外部世界提供了寶貴條件。

大宗物資的運輸，自古至今都主要仰賴水上交通。就運載量而言，一艘船的作用要遠大于一輛推車或一匹馬，而在難行車馬的徽州，船的意義自不待言。

明末天啟、崇禎年間，徽商程春宇根據(jù)多年外出經(jīng)商的親身見聞，寫成《天下路程圖引》一書，收錄了江南江北水陸線路100條，成為當時流行于世的諸多商旅指南中突出的一部。書中有一首《水程捷要歌》，記錄了從徽州府城走新安江水路去往杭州的六百里路線，起首第一句是“一自漁梁壩，百里至街口。”

漁梁壩位于徽州府治歙縣南門外不遠處的練江上，是一座始建于唐代的滾水壩。練江是新安江的重要支流，原本湍急陡瀉，導致水漲時歙縣城池難保，水淺時城內(nèi)井干，遂成一大禍患。唐代時人們在江上壘石為梁，用以緩流蓄水，此后歷代重建重修，基本治愈了練江水患。漁梁壩筑成后，船只不能通過，貨物必須在此轉(zhuǎn)運，而壩下的一片水域遂成為理想的泊船之處。

徽州人多管漁梁叫“梁下”，歙縣和周邊的特產(chǎn)，如茶葉、竹木、墨硯等，在梁下捆扎上船，穿過前方紫陽山下八墩九孔的紫陽橋，下經(jīng)浦口入新安江，經(jīng)過歙東山區(qū)下到淳安進入浙江境，一路下富春江、錢塘江，可達杭州，再通過運河等航道去往江南各地，也可在建德的梅城碼頭折進蘭溪江，往南可上溯到蘭溪，甚至浙南的金華和衢州。反之，徽州需要的布匹、食鹽等百貨又從杭州等地揚帆，逆水而上運抵梁下。這一來一往的貿(mào)易，大大刺激了漁梁的發(fā)展，使之形成了一個交通便利的商業(yè)性集鎮(zhèn)。

不過，新安江航道并不是坦途，相反，它在徽州千山萬嶺間縈繞，形成了許多險要處。從安徽屯溪到浙江建德，直線距離不到100公里，天然有效落差卻高達100余米，難怪清代詩人黃景仁在《新安灘》中這樣描寫：“一灘復一灘，一灘高一丈。三百六十灘，新安在天上?！边@首詩從語言風格看，很可能采自新安江上的船工號子或是船歌。人們下杭州，回徽州，用歌唱的方式相互提醒鼓勁，戰(zhàn)勝一路上的激流險灘。

無徽不成鎮(zhèn)。整個長江沿線被鼎盛一時的徽商滲透，尤以揚州為徽商聚集的大本營。婉約的揚州園林，主人大多正是那些腰纏萬貫的徽州鹽商。呈坎羅氏便是其一。圖為羅氏建于徽州老家的祠堂，人稱“寶綸閣”，寢堂包袱梁上的圖案采用天然礦物顏料繪制，五百年來始終光亮如新。

勤勉與慕色

大概正是由于徽州本地的生存壓力，以及出入徽州的水陸交通之艱辛，磨礪出徽州人吃苦耐勞的品格。顧炎武在《肇域志》里提到過一些趕考的徽州人，即使家資巨富，也是一身粗麻短打、赤腳蹬草鞋的模樣，千里跋涉到京，竟然“吝輿馬之費”，帶把雨傘就上路了。外人聽上去大概要大跌眼鏡，而徽州人自己卻甘之如飴。生意場上的徽商更是如此，他們不斷自我革新，對更好生活的追求似乎沒有止境。前文提到的鮑志道便是一例。

初出徽州，稍有實力者會做小本生意，而像鮑志道這樣的窮苦出身就只能先從伙計做起了。一路乞討到達鄱陽后，鮑志道先是在同鄉(xiāng)開設的商鋪里幫工，這份工作收入微薄又相當辛苦，好在他一邊干，一邊還自學會計，幾年下來，攢了一點本錢，就離開鄱陽，前往浙江金華經(jīng)營浙鹽，開始接觸天下各業(yè)中獲利最巨的鹽業(yè)，不久又移居江蘇栟茶場。

江蘇栟茶場是兩淮泰州分司的主要鹽場之一。當時兩淮鹽商分為場商和運商兩種，所謂“場商”，是指在鹽場向灶戶購鹽的商人，即“主收鹽”，而“運商”則是那些認引運鹽的商人，即“主行鹽”，兩相比較，后者更易得利。

鮑志道在栟茶場主要做的就是運商。幾單生意過后，經(jīng)濟條件又好了不少，但他并不滿足于眼前的蠅頭小利。二十歲那年，鮑志道定居鹽業(yè)集散中心同時也是徽商大本營的揚州。我們知道，清代賦稅之半來自鹽業(yè)，而揚州的鹽業(yè)經(jīng)濟乃全國之最，此時正值兩淮運商極盛時期，鮑志道到揚州后先是輔佐政府經(jīng)營鹽業(yè)，不久后自成一家，逐漸做大。當時活躍在兩淮的運商，光顯著者就“有數(shù)百家”。政府從中選擇實力最雄厚的擔任總商，總領鹽業(yè)運輸，處理應對各種狀況。據(jù)說，鮑志道在兩淮總商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二十年，備受業(yè)界推崇。

在鮑志道的發(fā)家史里，我們幾乎看不到乞求安逸裹足不前的惰性。這就無怪乎績溪人胡適曾稱呼徽商為“徽駱駝”了。“駱駝”這個比喻形象地概括了徽商不屈不饒的精氣神。

然而，一旦出了生意場，就算是駱駝，也難免有一晌貪歡的念頭?；罩菽凶幽昙o尚小便要出門經(jīng)商，因此早婚風氣在徽州極為盛行，坊間有“歙南太荒唐，十三爹來十四娘”的說法，實際上，不少人在更小的年紀就已經(jīng)完成了娶妻生子的人生大事。明末有名的話本小說集《八段錦》中，休寧徽商陳魯生的父親曾做主為他娶了一房妻子汪氏，汪氏腹中有五個月身孕時，陳父竟要打發(fā)兒子出門，說“男兒之志在四方，豈斃于妻兒枕邊！”

徽州是徽商的梓里，但有的人一旦踏出家門，翻過大山，幾年甚至十幾年都沒有機會返鄉(xiāng)省親，長江中下游的幾個商業(yè)城市才是徽商長期生活的地方。血氣方剛的徽州男子哪里把持得住青春誘惑？明清江南市井大概流傳著許多徽商慕色的花邊新聞，反映在小說里，就頗愛繪聲繪色地描寫這些情節(jié)。

陳魯生一到地方?jīng)]幾日，便饑渴難耐，被幫閑的馬六頭“誘入那勾欄中去玩?！?，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銀子。同行的表叔陳尚義勸他“若怕凄涼，何不尋個媒人，娶個處女，早晚也可服侍。就是飲食湯水，也得如心。”陳魯生欣然道：“老叔之言正合予意，快叫馬六頭來，尋媒說合，我實一時挨不得了。”

徽州有一房，在外再娶一房，這在徽商中不算少見。有個專門的說法叫“兩頭大”，兩房媳婦分居別處，互不往來，但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妾有所不同的是，兩房地位平等，各有住房和家產(chǎn)。凌濛初在《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五里，也記述了類似的情節(jié)。江蘇太倉州江家小女被一個路過的徽商看上，徽商央了個熟事的媒婆到江家來說親，媒婆得了錢，口吐蓮花，三言兩語就叫江老夫婦動了心。媒婆說：“這個朝奉只在揚州開當中鹽，大孺人自在徽州家里。今討去做二孺人，住在揚州當中，是兩頭大的，好不受用！亦且路不多遠?！睖逝龆嘟?，女兒嫁出去又不受大房欺負，做父母的也就省了一半的心。而這種“兩頭大”的特殊婚姻模式，既滿足了在外徽商的需求，也在徽州老家和客居地之間保持了微妙平衡。

不過，徽州男子在外尋歡，卻苦了留在徽州老家的女人。能干的徽州女人支撐起整個家庭，贍養(yǎng)公婆，撫養(yǎng)兒女，而同樣青春年少的她們，卻只能在馬頭墻下，天井院中，望花滴淚，望月長嘆。清人所撰的《新安女史征》描寫了一個徽州婦人，丈夫在婚后三個月便外出了，婦人每到年底，就用辛苦攢下的錢買回一顆珠子，以此記下丈夫離家的年歲。一年又一年過去，珠子一點點增多，等丈夫返回家鄉(xiāng)時，婦人已去世三年有余，唯剩下一串“記歲珠”。女人的青春被年復一年的等待消磨殆盡，正因如此，徽州有特別多的閨怨歌謠，黟縣有一首民謠唱的最為直白凄婉：“悔啊悔，悔不該嫁給出門郎，三年兩頭守空房，圖什么大廳堂，貪什么高樓房，夜夜孤身睡空床，早知今日千般苦，我寧愿嫁給種田郎，日里田里忙耕種，夜里雙雙上花床。”在徽州鄉(xiāng)間旅行，時常能見到明清時期的石牌坊，這其中有許多是貞節(jié)牌坊，旌表了一個個徽州的節(jié)婦孝女。歙縣縣城新南街有一座徽州最晚的牌坊，建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石條上鐫刻著一行字“徽州府屬孝貞烈節(jié)六萬五千零七十八名”，65078，這個數(shù)字實在是觸目驚心！

徽學研究專家王振忠老師在《兩地書》一文中，曾提到徽州文書里發(fā)現(xiàn)過的一封信函，是一位守在徽州老家照看公婆兒女的商人婦寫給離家丈夫的家書。信中絮絮叨叨說了許多家事，在說完家長里短后，便催促丈夫早日還鄉(xiāng)，“叫船須當趕快，不可沿途搭人，富陽、桐蘆（廬）經(jīng)過，七里龍（瀧）也要小心，到了嚴州加纖，水路更要趕行，船上出恭仔細，夜間火燭小心，路上冷物少吃，尤恐吃了壞人”，不僅為丈夫規(guī)劃了逆新安江而上的行程，還特別提醒沿途注意事項。

最后說到“平安到了梁下，千萬不可步行，雇轎抬到家里，鋪蓋交與足人。”那意思是說，到了漁梁壩，你就別耽擱，趕緊上岸雇頂轎子，趕緊回家，行李別擔心，交給過塘行的伙計隨后送來就行了。

字里行間，我們仿佛看到了婦人在燈下急筆切切的樣子，而這，正是因徽州山水而遭際的獨特人生。

徽州俊采星馳。僅績溪胡氏一族，明朝便出過兩個六部尚書。圖為績溪龍川的奕世尚書坊，建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是為南京戶部尚書胡富兵部尚書胡憲宗而立。二人登科時相隔60年，故名之曰“奕世”，即一代接一代之意。坊上的“奕世尚書”和“奕世宮保”的題字，出自書法大家文徵明之手。舊時徽州有個規(guī)矩，從商為官者要向宗族捐資，以便使宗族能夠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學子們，提供所有的經(jīng)費。人常說徽州多才子，大概與此番善舉不無關系。